中新网3月22日电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为了提高新加坡的生育率，当局从2001年起推出了包罗婴儿花红的一系列亲家庭法子。固然相关的津贴和政策陆续于2004年和2008年得到加强，但这没有乐成扭转劣势，新加坡妇女的平均生育率去年再创新低，只有1.16。
显然的，全国性的生育课题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问题，个中包括的考量点不只是经济，另有更深层的因素，如小我私家对家庭的理念、对糊口的向往、对社会未来的展望。记者专访了几对华人移民匹俦，了解他们移居新加坡后，是否直接影响了他们的生育打算，并从他们的经历和选择，进一步探讨新加坡毕竟有哪些利于生育的条件，另有哪些“缺点”令人谈“生”色变。
方汉川匹俦：不想老二像老大一样
孤傲地过童年
方汉川和妻子韦润玲原籍中国湖北省，两人是华中科技大学的同学。他们24岁成婚后，男方于1997年获得奖学金到新加坡攻读物理博士学位。1999年，韦润玲也跟从丈夫的足迹来到国大修读英文系的硕士课程。
目前还在休产假的韦润玲说，第一次有身“纯属意外”，因为其时他们两人都还没有结业，一切充满未知，但既然有了孩子也就顺其自然。他们的大女儿方可欣2001年诞生，三人也在同一年获得永久居民权。直至2005年，他们才决定在新加坡落地生根。
此刻在一家跨国半导体公司担当小组经理的方汉川指出，决定留在新加坡成长后，两人开始考虑生第二胎。加上可欣一直追着爸爸妈妈要弟弟妹妹，韦润玲2009年顺利生下老二方可奕。
有了一对子女后，方汉川匹俦很快又为家里添了多一名成员，仅三个月大的方可昊。谈到这股快马加鞭的动作，方汉川说：“其实我们生下可奕之后，就发明有一个问题，就是老大和老二年龄差距太大，比力难玩在一起。我们不想老二像老大一样，孤傲地过童年，所以就想生第三胎。”
功效很幸运的，这个念头很快就实现了，但一切美好的事总会有一些代价。韦润玲恶作剧地说：“因为持续生两个孩子，我的妇产科大夫说，每次看到我都是圆圆的，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华瘦下来。”
郑明匹俦：生两胎OK 生三个要考虑
印度尼西亚华侨郑明副传授和他的妻子费比塔(Febrita)是规范的专业人士伉俪档。两人2003年共结连理，婚后也一直为事业忙碌。直至两年多前才开始打算生育。
在新加坡打点大学校友联系处担当经理的费比塔直言：“我们婚后照旧以事业为重，理由不只是为了本身的前途着想，也是但愿日后能为孩子提供更多机会，所以我们没有顿时生孩子。跟着年龄渐长，我们也感受时机成熟了，所以两年前开始打算。”
从打算生育到真正产下孩子的历程并非一帆风顺的。两人“努力”了九个月才迎来费比塔有身的好动静。费比塔有身7个月时，孕工作况不不变，必需时常进出医院，还得靠轮椅动作，医药费高达3万5000多元。
孩子诞生，才发明爱的能量大
去年1月10日，他们爱的结晶米拉(Milla)诞生了，而两工钱了女儿得大大改变糊口方法。比如说，他们从前天天在外用餐，但此刻几乎每天城市陪女儿吃晚餐。以往，伉俪俩一年会出国五六次，而此刻唯有郑明因事情需要还经常出国。费比塔回到事情岗亭后，他们也得聘请女佣资助做家务。
这些牺牲固然对糊口造成别扭，但郑明和费比塔都欣然接受。他们还但愿能为米拉多添一个弟弟或妹妹。费比塔说：“直到孩子诞生的那一刻，你才会发明本身爱的能量本来可以这么大。这是很神奇的体验。在不知不觉中，米拉在我们俩的心里就占了这么重要的位子。”
至于是否要生第三胎，费比塔有些踌躇。她说：“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是我但愿能够继续事情。另外，我也不但愿因为无法全神照顾太多的子女，而对任何一个孩子不公平。”
怎么养孩子才是要害问题
对中国新移民来说，新加坡勉励生育的开放姿态，是他们最直接享受到的利益。
韦润玲说：“因为我们是武汉人，都市的打算生育会管得比农村更严。我们传闻许多也看到许多，就是伉俪想生第二胎的话，会有各类百般的结果，比如说罚款、失去事情。”
一些人可能觉得一胎化政策也不是没有伸缩性，只要缴了罚款照旧照样能生。但方汉川强调，由于90年代的中国主要照旧国营企业居多，所以一胎化政策是十分严格执行的。要生第二胎不只要罚款，还可能丢了事情，而这对一般老黎民来说，长短常严重的结果。
虽然，新加坡实施多年的婴儿花红和其他亲家庭政策也在必然水平上发挥感化，让一些国人更有信心多生。
以家庭或事业成长为人生重心
郑明原本在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执教，后在2001年获新大雇用，插手会计系。这名学者精辟地指出，新加坡作为机遇之都的优渥条件，吊诡地成为了影响生育率的重要因素。
郑明说：“新加坡随处都是机会，机会太多了，让人想不绝追逐。到了要害时刻，每小我私家都只能定下心来抚心自问，做出取舍。毕竟是要以家庭照旧事业成长为人生重心。”
方汉川则认为，“生”孩子不是问题的要害，而是怎么“养”孩子。方汉川很光荣他的怙恃自大女儿可欣出生后，便长期来新加坡居住，资助他和妻子照顾年幼的孩子。但对付其他在这里无亲无故的新移民家庭，甚至是家中没有老人愿意看孩子的年轻家庭而言，如何维持双薪收入同时兼顾孩子平日的起居，是很大的难题。
郑明匹俦就是这样的例子。他们个别都有兄妹在新加坡糊口，但大家都有各自的糊口，不能全职照看米拉。他们也不愿大哥的怙恃为了孙女从家乡连根拔起，所以费比塔乘休产假时，便开始处处寻找适合的婴儿托管中心。别的，为了保持家里洁净的情况，他们还得聘请女佣。
费比塔说：“其实我们最但愿能在新大四周找到婴儿托管中心，但找到了才知道等待时间是一年。如果市区内有更多托管中心，相信会对专业人士更有辅佐。”
更多元化的灵活事情布置
作为事情女性，费比塔也但愿新加坡日后能呈现更多元化的灵活事情布置。
另外，郑明也以很“新加坡”的例子说明，国人对孩子教育的过度重视，有时也会造成新移民年轻匹俦对生育的莫名压力。
他说：“我们最近从西部搬到东部。同事和伴侣知道了，第一个反响是指出这里四周最好的小学是道南学校。其时我们底子还没想到女儿入学的事，连道南是什么也不知道。另有一件令我们印象深刻的事。米拉原本的预产期是1月1日，其时就有人跟我们说，如果然是这样，我们可以选择让米拉和同年生的孩子一起入学，或和比她大一岁的孩子上学。他们还说这干系到孩子的学习优势。新加坡人好像很在意孩子的‘优势’或‘劣势’，让我有些费解。” (陈能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