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要离开这里？过去12年间，我曾经动摇过两次。一次是因为孩子她爸，他实在无法再忍受我从早到晚都守在学校了。但直到分开前的最后一刻，他还在说：“只要你离开盲校，不管做什么，我们都可以不离婚。”一次是因为我女儿。从小学到大学，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一次她的家长会，从来没有见过她的一位老师。到小学五六年级后，她赌气不理我，初中时突然有一天郑重地找我谈话：“妈妈，如果我这辈子没有什么成就，你一点儿也不能埋怨我，因为你在我身上没花什么心血，还把一个好好的家也搞散了。”
那时候真是难受啊！好几次都想一咬牙走掉算了，但是我实在是走不掉。从事特殊教育，没有坚守是不行的。我真的是离不开这个学校，离不开这里的老师和孩子。
重庆市特殊教育中心的前身是重庆市盲人学校。有人说视力障碍是“残中之残”，在特殊教育中，办盲校往往是最艰难的。2001年我从普通学校调任重庆市盲人学校校长时，盲校就像一个被人遗弃的孩子，校舍破破烂烂，教职工人心涣散，许多人甚至羞于让人知道自己的工作单位。
从事特殊教育的人，一定要心中有爱，因为我们和普通学校不同。在普通学校，老师的主要职责是教育，在特殊教育学校，我们的主要职责是养育。孩子在我们这儿12年，我们要让他们充分感受到社会的公平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要通过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帮助他们形成健康的人格和操守，帮助他们掌握正常生活的技能。这是一种社会责任，承担这种社会责任的人，心中要有大爱。
教职工情绪低落，我不能怪他们。我只能从自己做起。除了寒暑假孩子们全部离校后，其他时间我们没有周末，没有节假日。学校8点半上班，我坚持每天7点左右到校，晚上9点孩子们上完晚自习后才回家。学校有一个叫张治平的盲人音乐教师，精通笛子、二胡、手风琴等多种乐器，还创作了不少获奖音乐作品，他辅导的学生乐队也多次获奖。我想方设法为他创造最好的教学和创作条件，请人帮他整理作品，反复向社会和教育主管部门宣传他的事迹。2003年，只有初中文凭的张治平成为全国第一个盲人音乐特级教师，被许多媒体誉为“山城阿炳”。
张治平的成功在教职工中引起了震动，让他们相信了特殊教育也完全能够有所作为。
12年里，我也收获了很多温暖。学校有一个叫李欣怡的“80后”教师，本科读的是重庆大学播音主持专业，大四时就与一家省级卫视签了8年的合同。毕业实习时，她偶然看到了我们的公益宣传片，跑到学校来看。看完了，到我的办公室流着泪问：“我能不能经常给他们送一点吃的东西？”我告诉她，你不能让孩子觉得是在施舍，要先让他们参加一些活动，然后给他们奖励。李欣怡就利用休息时间来教孩子们朗诵和主持，每次都给孩子们带来很多吃的东西。过了一段时间，她又找到我说：“我要参加你们的招聘考试。”欣怡的父母带着其他亲属来学校考察，我们才知道她家非常富有，读大学时，她身上的衣物基本没有单价低于1万元的。欣怡的父母很开明，但我们还是觉得这事“不靠谱”。
2011年，欣怡通过公招考入我们学校，我们安排她做班主任。这个非常有爱心、非常阳光开朗的老师，刚开始却做得并不顺利。有一天，班上一个孩子病了，让她从外面带一个肉松面包来，她带了一个原味的，孩子却说只吃辣味的，还闹情绪给爸爸妈妈打电话。家长向学校投诉她不负责任，还打电话质问她。她在我的办公室委屈得失声痛哭。我没有安慰她，反而通过自己的一些经历提醒她，“受委屈”是特教教师最基本的“职业素养”。欣怡过了这一关，现在做得越来越好。
李欣怡这样的“80后”教师是特殊教育未来的希望。她在这里干得这么好，我很感动，也很骄傲。
残疾孩子都很敏感，容易激动，有时会莫名其妙地发怒，我们要小心翼翼地呵护他们脆弱的心灵，和他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有一个孩子经常尿床，我们给他准备了10多套被褥，生活阿姨每天给他换洗。但是时间长了，被褥上总会有一些污渍和气味。有一次，孩子迁怒于生活阿姨，在她的床上泼了一大盆尿。每次开饭前，我们都会给孩子们介绍菜品，但每个孩子打饭时还是要问：“阿姨，今天有哪些菜？”他们看不见，只能通过声音获取信息。对于他们，声音也是一种心理安慰。200多个孩子，食堂的阿姨就得重复200多次。如果孩子觉得阿姨不耐烦，可能突然就会将打好的饭菜砸过来。我们有两个阿姨就是这样被烫伤的。
我们不能责怪孩子。上帝给他们关闭了一扇窗，我们要帮他们把其他的窗开得更敞亮。许多视障孩子的音乐禀赋很好，笛子、二胡什么的都很擅长。我们想组织一个管乐团，让孩子们更懂得相互配合和团队协作。孩子们读不了乐谱，看不到指挥，练习时要有老师当翻译，演奏时需要老师在身旁引导。30多个孩子报名参加管乐团，就需要30多个老师陪着他们练。苏光军老师班上有一个女孩选择学圆号，从来没有摸过乐器的苏光军，只好和她一起学。孩子一个月左右就基本学会了，苏光军花了一个半月，连响声都吹不出来，嘴肿得水都喝不了。3个月后，管乐团第一次登台演奏，她连五线谱都还没完全弄清楚，站在孩子旁边，只能装模作样，“滥竽充数”。那一段时间，她的自尊心受到了很大伤害，经常情绪失控，在老公面前哭，在女儿面前哭，哭完了接着练。2012年，我们的“扬帆”管乐团应邀参加“中华号角——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管乐艺术节”。听主持人介绍这支特殊的管乐团时，全场听众多次热烈鼓掌。苏光军老师和她“陪练”的孩子现在亲如母女，她说：“管乐也是我的另一扇窗户。”
2011年5月25日，我们搬到南山风景区的新校区，校园面积从5亩变成了50亩。老师将孩子们一个个送进新校舍后，孩子们都坐在床边一动不动，脸上露出惊恐的表情。我们所有的人都留在学校陪着他们，一直陪到了晚上9点多钟，孩子们还是一动不动，也不说话。我提出来给每人煮一碗“定心汤圆”。吃完汤圆，孩子们开始活动了。我们又一个一个教他们开热水器洗澡，一直陪到第二天凌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学校都没有安排上课，每天就是带着孩子们在校园里四处走动，帮助他们熟悉环境。孩子们很快喜欢上了这个花园似的新校园。一位来自新疆的孩子给他的爸爸妈妈打电话：“你们下次来就知道我们学校的厉害了，完全像宾馆一样。”
这些年学校变化很大，也得了很多荣誉，这些真的都不重要。只要孩子们幸福，我们累点也幸福。现在的丈夫理解我，支持我，对孩子们也充满感情。我的妈妈和兄弟姊妹经常几个星期见不到我，有事都找他。他有时也感慨：“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你能马上退休，回到家里来。”但是他很清楚，我不会离开。
我们的孩子真的很好，很坚强，很阳光。他们也知道，自己的未来需要比别人更多的努力。我们要做的，就是点亮他们心中的梦想！（李龙梅 作者：重庆市特殊教育中心校长、特级教师 本报记者张国圣采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