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长寿区“10岁女孩摔打男婴”事件中，被摔打男婴原原的家属已委托律师提起暂索赔30万元用于前期治疗的民事诉讼。（12月8日《北京青年报》）
按常理，事件中的两个家庭，哪一家也不愿意摊上这种事。然而，事件既已发生，且备受社会关注，那么，这一事件就不再局限于两个家庭的对立冲突，而是需要社会力量的参与了。
就目前来看，走法律程序，让男婴原原以后治疗的费用能够有所保障是当务之急。当地法院已经及时立案，并且表示会依据法律规定及有关赔偿标准妥善审理，有效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不过，即使是采取理所应当的法律救济方式，也还是存在所谓的“诉讼技巧”，事发小区的物业公司由此才被列入了被告。
由于这起事件的社会冲击性让人不寒而栗，社会舆论自然会发出各种声音来予以评说，表示激烈的愤慨也好，提出处理的建议也好，都属于正常的社会反应。然而，对于这样的一起突发社会事件，从社会道义的角度来进行谴责和分析，固然不可或缺，但真正急需的是一些专业性的人士来进行辅助处理。
单就事件处理的法律途径来说，男婴的家人就不一定具有专业的应对能力，因此，不管是公益性代理，还是有偿服务，律师的介入会让事件的处理，起码在法律的层面上更周延。还要看到，除了律师之外，媒体传播了事件信息，当地政府部门提出了有关的处置意见，司法部门适时立案，就此形成了一个事件处置的社会框架。不过，在事件发生后，似乎还是缺少了一些身影。
媒体上，已经有专家就个体和社会心理进行了评论，说明类似的社会事件中，无论受害者家庭还是施暴的女孩及其家人，都需要在事件之后得到一定的专业疏导。比照起一些重大社会灾难的处置方案来看，事发后不仅要提供充足的物质援助，而且，各种社会组织和志愿人员，也越来越多地发挥纾解痛苦的作用。可是让人觉得遗憾的是，迄今为止，还没有看到具有职业专长的社会组织和志愿人员，对事件中的家庭去直接地帮助。
况且，据报道来看，受害男婴的家人希望女孩家长能主动道歉，也一直未果。从中不只要看到女孩家长自身的社会道德缺失，回过头来试想，同是一栋楼的住户，日常生活中且只闻鸡犬之声老死不相往来，成了事件中的当事方之后，又怎么会那么轻易地沟通交流呢？不知道“小巷总理”们又在哪里，是不是该由你们来起到穿针引线的调解作用了呢？再有，虽然女孩的所在学校没有任何直接责任，而事发之后对于女孩的一切是否该有所作为呢？
这个时候来反思社会组织和社区建设的问题，虽然于事无补，但是，每一起恶性事件都是一个社会样本，法律手段不过是一个事后救济的手段，如果社区、学校、社会组织和专业志愿者们不能即时地参与其中，那么平时的社会工作不仅没有了具体针对性，也使得事件的处理缺少了必要的社会缓冲和社会温情。
文/寇军
（原标题：处理“摔婴事件”缺少了一些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