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等领导人入席。
35年前的冬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让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之际，编辑选取了三届有代表性的三中全会，回眸往事，寄望未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亲拟主题报告提纲
1978年12月18日，即将迎来冬至的北京异常寒冷；但就在这样一个寒冷的日子，“春天”开始了。
随着一声清脆的哨音响起，警卫连连长何训祥和全连官兵闻声而起，提前一小时起床，因为他们知道当天一个重要的会议即将在警卫目标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召开。如今的第一会议室依然保留着当时的模样，墙上还悬挂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八个大字。当时何训祥他们还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会议，“只是从提供的会议资料上看到出席会议的领导人很多”。
和何训祥一样，京西宾馆会议科服务二组服务员张丽华也并不知道当天的会议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老有中央领导在那儿开会，也都习惯了，所以一切都是按照往常来准备的”。
作为亲历者，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不仅知道会议的重要性，更了解会议的来龙去脉。他在书中写道，在三中全会之前曾举行了一个中央工作会议，“三中全会举行的日期为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为期5天；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举行的日期是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为期36天，中央工作会议举行的时间为三中全会的7倍。三中全会是正式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中央工作会议为三中全会做好了充分准备”。
根据于光远的回忆：“会场里面的人坐得满满的，人和人挨得很近，主席台也特别长，领导的表情也都很庄重。”
那一天，金色的阳光洒满京城，天空分外晴朗，朝霞格外灿烂。此前，张丽华已经服务过多次中央会议；但是那一次她感觉领导入场的时候，掌声特别热烈，足足有三分钟之久。
当天的会议是整天阅读中央工作会议文件和传达闭幕会上邓小平、叶剑英、华国锋的讲话。邓小平的讲话由于精辟、全面地论述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任务和组织问题，出席者都知道这实际上就是这个全会的主题报告。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指导思想，实际上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这篇讲话，被称作“新时期的宣言书”，是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完成的。最初由其他人起草了一个稿子，邓小平看了不满意。他就自己亲拟了这份提纲，并召集胡耀邦、于光远等人来谈起草讲话稿的问题。
提纲约500字，共列了七个方面的问题：一、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二、发扬民主，加强法制；三、向后看为的是向前看；四、克服官僚主义、人浮于事；五、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六、加强责任制，搞“几定”；七、新的问题。首页上的“对会议评价”一句，被勾到了最前面。
于光远在 《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中特别提到了叶剑英。在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好充分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叶剑英提出“摆开了讲，免得背后讲”，并对邓小平进行了鼎力支持，还提出要培养接班人的建议。他更是提出“勤奋学习，解放思想”——“有的同志还是前怕狼后怕虎，墨守成规，因循守旧，就是思想不解放，不敢往前迈出一步。怕什么……如果讲怕，不怕中国贫穷落后，不怕中国人民不答应这样的现状？”
十四届三中全会：25人写作小组起草的“决定”获全票通过
1993年夏天，一个25人的写作组聚集在北京西郊玉泉山上。组长是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温家宝，起草组成员来自中央各部委，其中有十多位经济学家。
这个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直接领导的起草组成立于当年5月底，在随后的半年时间里，它完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第一个总体设计。11月中旬，这份名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文件在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上全票通过。
这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新一轮改革的行动纲领，它将中共十四大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具体化，勾画出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20年过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可是它的来龙去脉却鲜为人知。
1991年8月19日，前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发布命令宣布，戈尔巴乔夫由于健康原因已不能履行总统职务，成立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行使国家全部权力。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前苏联“八一九”事件。
当天，邓小平就让身边工作人员转告中央负责人：苏联今天发生的事件是紧急的事情，是一个非常事件。
邓小平说，“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这方面的道理要讲够。这一段总结经济工作经验，重点还是放在坚持改革开放上”。
改革开放是邓小平这位“总设计师”的坚定目标，他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毫不退让。
邓小平就强调：“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他在同时任总理李鹏谈话时还特别交代说：不要提以计划经济为主。
1991年10月中旬，正是秋风落叶时节，来自不同部门和研究机构的20余位学者走进中南海，其中经济学家有十多位。
史料披露，对于座谈会的参加者，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明确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在思想解放、实事求是方面比较突出，敢于说话；二是对改革开放的设计、论证和文件起草等工作参与较多；三是找1至2名海外学成人员。
主持会议的也是江泽民。他说，我们这个会是内部研究，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实事求是，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会议也不做结论，主要是听大家的意见。本来，学者们准备的书面发言都比较谨慎；但是在主持人的引导下，与会者开始放下思想包袱，脱稿发言。
连续两天的会议上，江泽民频频记录，不断插话、提问，并围绕所提问题展开讨论。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倪立羽是与会者中年龄最长者，在他发言后，江泽民说，你可以把自己的观点写出来，直接寄给我。
1993年4月21日，江泽民收到时任国家体改委主任陈锦华的一封信。陈锦华召开广东、山东等五省体改委主任座谈会，与会者都希望党的十四大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有所突破，建议应当明确提出 “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在目标模式确定后，开始进行市场经济改革的总体规划。在玉泉山上，文件起草组经过近半年的工作，完成了一万五六千字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市场经济各个子系统改革之间的配合关系和时间顺序，做了细致安排。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决定》。
十七届三中全会：猪倌当上列席代表
十七届三中全会有一点颇为特殊，参会者除了常规人员外，部分农村基层工作者和 “三农”研究者列席会议，这在我国的最高决策会议中极为罕见。
2008年9月，安徽凤台县的农民陈广书接到了省委办公厅的通知——10月份去北京开会。不过通知并未说明开什么会，并要求陈广书对此消息保密。
身为农民的陈广书拥有一家猪养殖场，她从1988年开始养猪，因效益卓著，曾被评为该省“巾帼科技致富十大女状元”，并在2007年当选为中国共产党十七大代表。“直到10月5日，才明确告诉我，是特邀我作为基层代表去北京列席十七届三中全会。”陈广书说。在安徽省，特邀列席的十七大代表只有两个人。像陈广书这样身为农村基层人士列席此次三中全会的有四十多人，每个省获得邀请的基层十七大代表一般为两人。
各地对能列席此次三中全会的基层代表表现出了极大的重视，10月7日，安徽凤台县党政官员开会欢送陈广书赴京。
列席代表、福建华安县计生服务站站长杨爱珠说，10月9日上午，十七届三中全会在京西宾馆的第一会议室召开，而这些列席代表坐在会场的左边。
9日上午的全体会议是听取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就《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讨论稿）》向全会作了说明。
当天下午，开始分组讨论，杨爱珠所在的组中有福建、上海、安徽三省市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和列席代表总共48人。讨论重点是胡锦涛的报告。
从10日开始一直到11日上午，小组讨论的主题都是 《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讨论稿）》，参加小组会的所有成员都被要求发言。
陈广书和杨爱珠在一个小组，9日下午温家宝来到她们所在的小组。10日下午，习近平来了，陈广书在他面前发言，“刚开始比较紧张，他说你不要紧张，把这当成你家”。（王一）
